纪念海南解放六十周年特别报道

　　黎明前夜

　　当时许多曾经的富商都沦为穷人，在不足一平方公里的海口市区内，特务流氓打手横行，乞丐满街头，赌窑、妓院遍里巷，还有许多吸食大烟的人，人民在恐怖、失业和饥饿中过着苦难的日子。

　　———解放前夕的琼岛素描

　　文\海南日报记者 谢向荣

　　948年深秋的一天，背井离乡已八年、眷恋着海口故土的“永生号”老板、海口商会第六任会长陈礼运，做完在上海的最后一笔生意后，满怀期望举家南归。然而，从他踏上海口港的那一刻起，看到的却是满目苍痍、千疮百孔、流民遍地。元气大伤的海南再也没有给陈礼运带来以往的财富，随后，在风雨飘摇、政局动荡、货币贬值的几年里，他的资产迅速缩水，家道也由此中落。

　　烽火连天，硝烟弥漫。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此时的琼岛，与陈家有着类似际遇的家庭比比皆是。抗战结束时，海南人民庆祝完抗战胜利后又被卷进了痛苦的黑色漩涡，国民政府官员贪婪式的接收、政府官员的腐败，经济的混乱及崩溃，使海南岛的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空前残破的阶段。

　　特别是1949年底,随着大批国民党军队的涌入,使原本就缺粮的海南更是雪上加霜,很多地方都出现饥荒。有关记载称，在农村，据1949年春定安县第四区北海乡的调查，当时国民党捐税重重，名目繁多，达二十种以上，按户平均计算，每户即负担光银十五元、米一点六石。由于国民党的重重抽剥，原来称为琼崖米仓的定安四区，竟遭受了饥荒。在城市，官僚资本控制一切，“币制改革”、“限价”使工商业者无法营生，市民、公教人员都在饥饿线上挣扎。琼崖国民党反动派为维持其垂危的统治，还制订、实施《匪区交通经济封锁办法》、《防制共匪对策》和《情报实施计划》等等,对海府地区实行戒严，“夜间，从黄昏到黎明，不准商民出入和行走，违者以犯禁论罪；日间，则加紧检查行人……”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币改：崩溃式的经济

　　“由于通货膨胀，那时在海口，许多商店都不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而收港币。”2010年4月7日，住在海口的丘邦凯老人回忆说，1946年后，与国内当时许多地方一样，海口通货膨胀的迹象渐渐显露。当时海口市的白米每市斤由13万元涨至2400万元；花生油每市斤由12.5万元升至4500万元，猪肉由每百斤16万元涨至5000万元,上涨幅度平均在500倍以上；买卖多以港币或叻纸(新加坡币)的价钱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

　　对于通货膨胀，当年老百姓曾这样描述：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1937年100元可买到两头牛，1938年变为一头牛，1939年可买一头猪，1941年能买到一袋面粉，1943年能买一只鸡，1945年能买一个煤球，到了1948年，只能买到几粒大米。

　　当时在海口开了间烟厂的唐南椿老人说，法币的信用丧失使不管是商家和普通百姓都不敢手中拿着货币，往往上午收到钱，下午就要急急忙忙地花出去，囤积货物也好，换成银元也行，谁都不想将这些“烫手山芋”留在家中。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为挽救日益恶化的军事和经济危机，在国统区实行币制改革，收缴金银外币，发行金圆券。规定金圆券一元折合成300万元的比率收兑法币，如果冒险不兑的，轻者没收财产，重者被投入狱。同时，限期强制收兑商民手中的黄金、白银、银元、外币。有记载称，海口中央银行从当年的8月23日开始至11月底，收兑了黄金65万多两，白银一万多市两，还有一大批的银元、美钞和港币。

　　然而不到3个月的时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现象再度上演，老人们回忆，当时海口的物价一天数变，上午和下午不一样，过了一晚又不一样，而商人们宁愿屯积货物也不存钱，物价因此狂涨。市场物价出现突破限价，由于金圆券最高只有一百元，“即使只买个日常生活用品，也要抬上一米袋的钱。”年过八旬的唐南椿回忆说。

　　此后，国民政府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宣布金元券贬值80%，随后又发行5百到50万面额的大钞。“一夜之间，许多人一生的心血化为泡影啊，金元券就像废纸一样被人唾弃。”87岁的老人陈煜是陈礼运的儿子，他还记得父亲在床底下存了满满一箱金元券，但很快就严重贬值，博爱路、中山路许多商家都因此破产了，那时街上常传来呼天喊地的哀嚎，到如今他仍记忆犹新。

　　1949年5月底，海南货币市场出现“公营事业暨税收机关改收银元”后，市面交易均以银元、铜元及外币支付，对于金圆券一律拒绝使用，金圆券彻底成了废纸。而此后，国民政府又故伎重演，发行银元券，规定5亿元金元券可换银元券1元。此时，通货膨胀已使经济到了崩溃的地步。

　　有专家指出，国统区的经济崩溃，表现在财政、金融、工商和农业等各个方面。由于经济波动政治，政治影响军事的连锁关系，经济危机加深了国统区的政治危机，导致了社会总危机。

　　民生：恐怖、失业和饥饿

　　“田园荒芜胡不归，米珠，薪贵，靠谁生？！米珠，薪贵，靠谁生？！”4月8日，家住府城的83岁的陈忠雄老人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当年他的音乐老师蒙振森写的一首歌词。

　　“那时到处都是乞丐，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人数不胜数。”陈老说，当时许多曾经的富商都沦为穷人，在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市区内，特务流氓打手横行，乞丐满街头，赌窑、妓院遍里巷，还有许多吸食大烟的人，人民在恐怖、失业和饥饿中过着苦难的日子。

　　更让老百姓愤愤不平的是，许多国民党的官僚、军人都在抗战胜利后的“劫收”中发了横财，他们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与绝大多数人食不果腹形成了鲜明对照，百姓人人装着一肚子闷气，民怨四起。

　　而当时在海口做生意的陈煜说，1948年后国民政府已十分腐败，官员多贪婪无度。当时他家经常从香港运货回海口卖，有一次他被一名官员扣住索要二千光银，只因他说经济紧张请求延期就被抓了起来，并从他两个拇指处吊起来毒打，到现在他的两个手指仍然是歪的。

　　不仅如此，当时的国民政府收刮民脂民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许多国民党的官员还做投机商业，倒卖黄金、外汇和紧俏商品，这种状况下，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陷于一片混乱。因为投机业盛行，搞生产的越来越少，各类商品越来越奇缺，商品越奇缺，物价越飞涨。这样的恶性循环，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推动着国统区的加速崩溃。

　　临近解放时，大批国民党军队从岛外涌入海南，他们占用了大量的民房、学校和古迹，学校找不到校舍，百姓找不到房屋，同时，人口的大量涌入造成当时海南粮食紧张，只能以番薯、玉米果腹。

　　抓壮丁(即抓“猪仔兵”)，是许多老人对当时国民政府最深刻的记忆。“清末的时候，海南有许多贫苦人民像猪仔一样被卖到南洋去，没想到国民政府时又有这样的悲剧。”陈煜说。

　　老人们介绍，那时男青年在路上走着，冷不丁地就会冒出一排国民党兵，用麻袋从头罩下抬上船，就送去部队，很多人从此变得杳无音信。如果哪一家有人失踪，大多就能判定那是被抓去当“猪仔兵”了。一时之间，抓“猪仔兵”闹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南海网-海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