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晚10点，广西平南县公安局民警胡某酒后在大鹏镇某米粉店购买食品时，与店主发生争执，开枪将女店主吴英及其丈夫打伤，吴英经抢救无效死亡。本报记者孙静亲赴案发现场，联系到死者的丈夫蔡世勇，还原事发过程，并于11月1日、11月3日分别发表了题为《贵港警方：胡某带枪是执行公务》及《枪击案赔偿方案 死者家属未同意》的追踪报道。

　　夜袭平南

　　10月31日凌晨0点20分，在黑黝黝的山路上颠簸了4个多小时后，大巴车终于开到了贵港市平南县汽车总站。站在街边打量这个陌生的小城，最先撞入视线的，便是一家挨一家的螺蛳粉店。我的心“咯噔”了一下。那名倒在枪下的孕妇吴英,不就是一家“螺蛳粉”店的老板娘吗？

　　她今年多大，有过怎样的人生？是否像眼前的粉店老板一样，每日在炉前煮着米粉，无人时闲坐门外？

　　情绪莫名被触动，但紧绷的神经确实可以松了下来。从10月30日中午11点接到出发的命令，到次日凌晨下车，我已经以最快速度接近现场。

　　其间，精神一直高度紧张：北京到广西贵港，2300多公里。而重磅新闻的发酵，就在每分每秒。

　　当天下午6点半，飞机抵达南宁吴圩机场。开往平南县的最晚一趟大巴车还有一个多小时就要启动。百度地图显示，从机场到汽车站，打车至少一个小时。我第一个冲出机场。幸运的是，南宁的晚高峰没有令人崩溃的堵车。在车站，我兴冲冲给编辑打电话。

　　“还是明早再出发吧，先在南宁住一晚。”考虑到我是女生，又单独一人，编辑很冷静地建议不要坐夜车。我也小有纠结：当记者久了，报道过的红眼客车车祸不少。但南宁距离平南县实在也很远，走高速还要4个半小时的车程，况且，次日最早一班车也要等到上午8点。

　　“女汉子”还是登上了开往平南县的大巴车，只是抱着双肩包不敢合眼，还强迫症似地检查车窗是否能快速拉开。好在，司机很靠谱，一路开得稳当。

　　安顿好住处，已是凌晨0点40分，大排档人还满满的，小县城的夜生活似乎兴致正酣，热闹劲不输北京后海。走进一家粉店，我有意点了一碗螺蛳粉，5块钱。生命的最后一年，吴英同丈夫蔡世勇就在45公里外的大鹏镇上，以卖这种螺丝粉营生。

　　胡某已经被批捕，该恶性案件暴露出来的当地公安对枪支的管理漏洞，相信自会有相关部门去查个明白，给公众以交代。此领域，记者能够涉足的实在有限。作为记录者，在尽可能还原事件的同时，我更关注无辜的受害人及他们被毁掉的生活。

　　在丈夫的记忆里

　　早上8点，我直接摸到了蔡世勇的病房。见到当事人，却不知该如何开口。面对一名妻子刚刚亡故的伤者，让他回忆当天的噩梦细节，似乎有点残忍。

　　蔡世勇的情绪看起来还比较平稳，但眼神空洞。他主动讲述了当晚的枪击案。但更多时间，我们在聊他们夫妻的生活及创业。

　　谈及跟妻子的相识、结合，蔡世勇像是忘了眼前的愁云惨雾，脸上的表情生动起来，一会儿是舒展的笑，一会儿又不好意思地抿下唇。他谈及与妻子的点滴，一脸幸福的模样。

　　直至提到，吴英每天早上都会给他找好要穿的衣服，这个沉浸于爱情的男人突然又陷入沮丧，声音发涩：“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生活了……”他又回到了现实。

　　现实是，他们夫妻生活在底层，帮别人做工。去年在第二个女儿降生后，俩人刚有了自己的小店，开始艰辛地创业。

　　由于案发晚上，联想到刚下车时所见场景，我问蔡世勇，大鹏镇的夜晚是不是也像县城一样热闹，他们的粉店是不是也要熬到很晚。

　　“别人家不到10点就关门，只有我们到凌晨一两点。其实晚上没什么人，粉店挨着网吧，通宵上网的人有时会叫外卖。我们又没有别的本事，能多卖一碗是一碗……”

　　他的回答，一下子触动了我。因为另一名受访者、饭馆厨师袁女士的讲述恰好印证了他们的生活轨迹：事发前10分钟，袁女士还看到吴英端着一碗米粉送到网吧。

　　这个细节，最后被用作导语。

　　从病房走出，我就立刻体会到了昨夜赶路而收获的先机——当地有关部门的人急匆匆赶到了医院。当天下午，家属告知我，他们进入病房要登记了，还要出示身份证。而次日赶到的记者也证明，到医院再想采访蔡世勇，直接被挡在病房外。

　　走访大鹏镇

　　既然身份“暴露”，我以先回宾馆取记者证为由，以最快的速度包了辆车，直奔45公里外的事发现场。用了两个小时，我将现场走了一遍。

　　镇上的居民，不论年长或年少、开饭馆的或卖青菜的，都以相似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同情，那就是知无不言，尽量配合记者采访。

　　说实话，这还真出乎我的意料。以往的“负面”新闻采访尤其是涉及到公权力时，目击者或当事人往往选择沉默、退后，一副不愿也不敢招惹麻烦的姿态。

　　但这次不同，我在镇上的采访出奇顺利。大瑶山深处的这个小镇，似乎并未浸染过多的世俗观念，比如对公权力的畏惧。目击者们把各自所见到的场面一一还原，还不只一次，因为先后有各路记者赶来。而这些人，似乎也没有收到过来自相关部门的“封口令”。

　　作为最直接的当事人，蔡世勇当时因为过于紧张，甚至不确定开枪的胡某是否醉酒；但通过邻居们的还原及案件知情者的配合，饭局上9人喝了10斤米酒、胡某开枪前处于醉酒状态等关键事实，就这样被还原了出来。

　　心里估摸着基本能还原案发现场，便匆匆撤回县城。事后想想还是小有遗憾，如果时间充裕，不少细节能够更加准确。

　　接触过的镇民中，最令我难忘的，还是胡某等人事发前饮酒的那家饭馆的老板，斯斯文文、待人恭敬。本设想会在此处碰个钉子，毕竟当晚饭局上的人比较特殊，有镇派出所的民警、镇上老板，还有县刑警大队刑警，而且又是在他家喝完酒后出的事，关于当晚的酒局，他应该不愿意多说。

　　没想到，自报家门后，我非但没有被拒之门外，还被老板极为热情地请进门，又是沏茶又是要去备饭的，搞得我反而不好意思。

　　“有什么想问的就说吧，我知道的，肯定都会说给你。随便问。”该老板相当爽快，说你一个女孩子大老远从北京跑过来不容易。

　　他谈及了饭桌上的更多细节，包括酒水数量、米酒度数、消费金额、饭局都有何人等等，还有他曾向胡某敬过两杯酒的过程。他甚至主动拿出当日胡某等人所用过的酒盅，向我展示。

　　“您正面接受记者采访，就不怕当天涉事的人不高兴吗，毕竟都在一个镇上？”

　　“有什么好怕的，我是做生意的，跟他们平日也没什么交集。”这名老板说，事后有人劝他把那些人当日的饮酒数量往少了说点，被他拒绝了。他一脸严肃地说，这关系到人命，肯定要实话实说。这话连同入口的暖茶，缓解了我的焦躁：外部环境再恶劣，我等一介小民，还是有空间让自己活得有尊严。

　　幼年之殇

　　下午近3点赶回县城后，我又钻进当地特色交通工具——摩托车跟铁皮拼装成的土豪“挎子”。编辑判断，去到胡某曾工作过的刑警大队，即使对方什么都不说，我还是能用双眼看到一些信息，比如墙上公开的民警信息栏。事实证明，确实有收获。

　　晚上6点半，端着一碗桂林卤粉，我开始敲击键盘。距离上一次进食，已有11个小时。卤粉的味道满足了饥肠对食物的所有想象。

　　第一篇报道发出后，我的脚步并未停止。如果说蔡世勇的伤痛还能够用言语表达、通过媒体传播，那吴英留下的两个孩子呢？一个7岁，一个1岁半，她们还要经过多长时间，才能慢慢体味到“妈妈不在了”的那份酸楚？

　　见到小姐妹时，已经是11月3日下午，当时我已准备回到45公里外的县城。看到蔡世勇姐夫家的米粉店有条门缝，我便买了一袋水果推门而入。

　　走进昏暗的门厅，7岁的姐姐正乖坐在小板凳上嚼着米粉，1岁半的妹妹则走来走去，我递给她一个橘子，她则冲着我笑。大人间谈及孩子母亲的不幸，姐姐闷头吃粉、看电视，脸上并没有悲伤的表情；妹妹却突然奶声奶气地喊出了“妈妈……找妈妈……”那一刻，我鼻子一酸，眼圈就红了。虽然孩子们可能听不懂，但我想这场对话还是应该赶紧结束。

　　目前，警方工作组还在进一步调查，蔡世勇的伤情有所好转。令人欣慰的是，当地政府部门也在积极协调赔偿事宜。考虑到诉讼时间较长，为了尽快让受害者得到补偿，计划由政府出面先行支付，事后再由犯罪嫌疑人偿还政府。

　　受害人家属表示，最大的心愿是“等到一个公道的结果。”

　　至今，枪击案已经过去十来日。因为当地公安枪支管理不严，一个原本幸福又普通的底层家庭被击碎，未来如何修补？于内，恐怕还需要蔡世勇坚强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照顾好两个年幼的女儿；于外，还需要相关部门依法惩处犯罪嫌疑人，并堵住导致悲剧发生的漏洞。

　　枪击案也给整个小镇带来影响，更多是心理层面的。年长居民称，大鹏镇以往治安还算不错，但发生枪击案后，大家都变得胆小谨慎。“现在出门走在路上，确实有点怕。你知道谁会拿着枪对着你？”

　　文并摄/本报记者　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