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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书院是中国一千年来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它和学校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注重自修，后者注重讲授；前者提倡自动地研究，后者奉行“被动地注射”

　　文/智效民

　　应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邀请，我曾经到那里作过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

　　从深圳过罗湖海关，搭乘火车走不了多远就是香港中文大学所在地“大学站”。走出站台，却怎么也找不到大学校门。向人打听之后，才知道通过相反的出口，就是大学校园。这让我有些纳闷：堂堂一所大学，怎么连个校门也没有？

　　进入校园以后，许多年轻人正在排队等车。队伍虽长，车也不少，因此很快就登上被称为“转堂巴士”的校内班车。上车以后，我问旁边的同学：“新亚书院在哪里下车？”他说他也去新亚书院，跟着他走就行。于是我把注意力集中于外面的景色。

　　根据我的经验，大学校园里的道路应该是宽阔平坦，人来人往。没想到汽车刚走不远，就进入复杂的山路。许多地段由于坡度陡峭，车身的倾斜度很大，但一路上车速不减，让我对司机的驾驶技术十分钦佩。经过十几分钟迷宫似的山路和十来个站点，终于到达山顶，这就是新亚书院。在那位同学的指点下，我顺利地到达将要下榻的紫霞楼学生公寓。

　　把一所大学建在山上，有点出人意料。据说在现代社会，山区是不适于人类生存的。但是在中文大学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体会到把大学建在山上的好处：它不仅节约了大量耕地，还使校园到处是花香鸟语、绿树成荫的风景，或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佳境。第二天中午，我在餐厅附近看到有人在露天游泳池中游泳，还看到一位外国女学生在附近的树丛中读书。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生活，不知有多么舒适，多么惬意！

　　我曾经想，要在地形复杂的山上建一所大学，设计难度不知有多大。经过观察，我发现校园中的建筑不仅简单实用、错落有致，而且还能融为一体、相互照应。比如每天早上我从紫霞楼出来，都要经过一座教学大楼，乘坐它的电梯下降八层，再通过一个广场，就能到达位于田家炳楼8层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这种把楼道、电梯也纳入道路系统的设计，在内地很难看到。

　　建筑物的设计令人赞叹。就说紫霞楼吧，一进房间就看到窗外美丽的海湾。再极目远望，轮船、大海、汽车、公路就会尽收眼底。特别是晚上，下面灯火辉煌，非常好看。几天后，我发现对面的两间房屋居然是一个开放性阳台，这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是很奢侈的。由于我的窗户面对大海，我以为对面的阳台就只能是面对大山了。没想到上了阳台之后，才发现这边也能看到大海！这种匠心独具甚至巧夺天工的设计，真让人叹为观止。校园里的建筑物不仅简单大方、注重实用，而且多以个人名字命名，这是为了鼓励人们对教育的捐助。因此，在建筑物的大厅里，都有捐助者的塑像和简介。

　　香港中文大学是由几个书院合并而成的。早在1949年秋，著名学者钱穆为了向大陆难民的子女提供就学机会，在九龙租赁了两间教室开办一所夜校。第二年春天，这所学校取名为新亚书院，这个名字蕴含着“亚洲新生”之意。新亚书院成立后，钱穆为了把它办成一所理想的学校，决定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以沟通中西文化为使命。因此它既要继承中国古代书院自由讲学的精神，又要采用西欧学校的导师制度。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喜欢把书院建在山上，没想到如今这个传统在香港保留下来，还赋予它现代意义。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界前辈就对清朝末年“废书院、兴学堂”的历史有过深刻反思。胡适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书院是中国一千年来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它和学校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注重自修，后者注重讲授；前者提倡自动地研究，后者奉行“被动地注射”。章太炎也尖锐地指出：当年以学校取代书院，很容易导致民间学术的萎缩，进而剥夺人们著书立说、标新立异的权利。舒新城则特别强调：“中国现行的学校制度，完全为工商业社会的产物”；其中的班级教育，就是要像车间似地“批量生产人才”，这种做法很容易“把人当作机械”。

　　经过十多年努力，新亚书院终于得到港台各界的认可和国际社会的重视。1964年，香港政府将新亚书院与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成立香港中文大学。如今，这所大学既要保留当年的传统，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社会的影响。这种两难境地只能用本科和研究生等层次来解决。

　　几天以后，我终于在一个僻静的地方找到了大学的校门：四根造型别致的汉白玉石柱，一个镌刻着中英文校名的花岗岩巨石。这里没有嘈杂的人群、喧嚣的商店、站岗的保安，有的仅仅是简单、朴素、圣洁和幽静。于是，我想起就在赴港之前，内地某大学要花几千万元重修校门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