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6月29日电 香港大公报29日刊发稿件《支持人民武装 香江助抗日烽火》。文章说，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各族人民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奋勇抗击侵略者。在这一历史时期，香港地区因其特殊的国际地位，是海外抗战物资进入中国内地、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控制区域的重要信道，也因此成为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文章摘录如下：

　　现在从红磡火车站乘坐九广列车，不用两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广州东站。而待到高铁开通后，行车时间更可大大缩短到半个小时，几乎就像是乘港铁从港岛西到港岛东跑一趟。

　　坐在飞驰的广九城际快车上，两旁不时擦肩而过的列车不断提醒人们，广九铁路是今日中国最繁忙的“铁路大动脉”之一。如果把时间的镜头拉远到1937年7月开始的那段岁月，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广九铁路亦是当时最繁忙的交通运输线：不过那个年月，运送更多的是炸弹、飞机、卡车、机枪、子弹、高射炮、探照灯……有数据称，抗日战争初期，“约75%的外援物资都是从香港经广九铁路运送到广东和全国各地”，香港通道成为抗战时期维持中国正面及敌后战场抗击日本的重要生命线。

　　“香港和内地，真的很近！”的确，这样的亲近感从来都在。

　　“千里边关”几被全封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香港地区对中国的抗战产生了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怎样利用香港地区特殊的国际地位，把它变成进口战略物资的一条重要信道，使其有组织、有秩序地为抗战服务，也成为中共等方面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在日军占领了大多数沿海省份并几乎完全封锁了中国海岸以后，一向称作“千里边关、万里海疆”的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只剩下了为数寥寥的几条通路。在1938年底缅甸腊戍至中国云南的滇缅公路开通以前，所依靠的主要运输线路是：(1)经由新疆地区通往苏联的西北公路；(2)华南的香港；(3)法属印度支那。这几条路线的物资运输，对于中国继续进行抗日战争至为重要。然而，在日本的外交压力和军事威胁下，仅存的这几条通路也是步履艰难。1938年3月，法国政府推翻允许军用品过境的决议，致使运输时时中断。面对种种不利因素，中国方面不得不进一步倚重香港通道。

　　广州及其西面广州湾的一些小港口是国外货物经过香港运进中国内地的重要入口。香港和广州之间的货物运输，主要依靠广九铁路和香港至广州的公路。1937年8月17日，一条约9英里长的铁路把广九铁路和粤汉铁路连为一体。从此以后，广九铁路成为一条最快捷方便的国际交通运输线，众多货车和三列客车夜以继日地穿梭往返于九龙和武昌之间791英里的旅途上。据粗略统计，仅1937年12月，广九铁路英段的外国货物运输收入就达到43243港元，而1936年全年的此项收入只有44695港元。

　　香港通道解燃眉之急

　　日军力图切断香港至广州的运输线。从1937年10月中旬开始，日军对广九铁路华段进行大肆轰炸。仅在1937年的最后两个半月中，日军共出动飞机三百余架次，投下炸弹七百余枚。日机的狂轰滥炸一度造成车辆毁坏，交通中断。12月份的最后三个星期，从早晨到正午的旅客列车被迫取消。但是因抢修及时，铁路货运只中断了7天半。1938年间，日本侵略者变本加厉轰炸广九铁路，但广九铁路仍然奇迹般地从未停止运输。铁路和公路并驾齐驱，成为中国抗战最重要的补给线之一。

　　当时国际上对香港通路的重要性给予很高评价。英国方面认为，“保持该线路开放对中国人来说是生死攸关的”。美国国务院的评价则是，“从供给的观点看，中国方面能够继续大规模行动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中国保持海外购买力，二是香港通路保持开放直到替换通路建成，三是中国人继续占领重要政府兵工厂所在地”。

　　根据中方统计，从1938年2月到10月，仅由广九铁路输入的各类物资即为13万吨。运输的物资主要有：炸弹、飞机和飞机零部件、机枪、雷管、安全导火线、梯恩梯炸药、安全子弹、高射炮、野战炮、磷、甘油炸药、无烟火药、鱼雷、探照灯以及防毒面具等等。从运输数量来说，广九铁路与印度支那的滇越铁路差距不是很大，但从战略物资的品种来说，广九铁路所运货物以军火为主，这是法属印度支那通路无法相比的。“截至1940年5月，有382辆卡车和60架飞机是从香港直接运送到中国的未沦陷区”。经过香港通道进入中国的军用物资遍布华中、华东沿海和西南，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抗战部队尤其是坚持敌后抗战、装备奇缺的八路军、新四军之燃眉之急。

　　“八办”争取国际援助

　　1937年末，为了加强对外宣传并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物资援助，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1938年1月，廖承志和潘汉年作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代表前来香港工作，并筹备建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首要任务是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捐款和物资。当时，海外华侨和香港人士大多还避免与中共公开联系，所以，银行不愿接收捐赠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款项。办事处通过廖承志的表亲、香港华比银行买办邓文田、邓文钊兄弟，把华比银行和大英银行作为接收汇款的地点，海外华侨便可以把捐款直接汇交华比银行廖承志。

　　办事处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联络海外华侨，尤其是东南亚华侨。办事处向他们传播有关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讯息，并协助多批华侨经香港等地回国服务团回乡效力。1939年10月，由17名新加坡青年司机和5名香港司机组成的华侨回国服务团，即由办事处安排前往桂林。

　　“(1941年)4月9日，致电廖承志，请他在香港为延安儿童保育院购买听诊器、窥耳器等医疗器械”，像这种由毛泽东亲自致电求购物资于香港仅1941年就有三次，可见香港为中共输送抗战物资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庆龄多次援助新四军

　　在中国沿海遭到日军封锁以后，香港沟通中外的桥梁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宋庆龄于1937年11月2日从上海移居香港，目的之一就是在香港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援助国内抗战。1938年6月，宋庆龄联合中外人士组建“保卫中国同盟”，呼吁世界上所有向往和平的人们支持中国的正义战争。“保盟”的总部就设在香港西摩道21号。

　　由于交通讯息的封闭和阻隔，国际社会对于艰苦卓绝的中国抗战所知无多，因而对华物资援助有限。“保盟”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以多种方式把中国大众的深重灾难和中国战场的紧迫需要传达给国际社会，从而为中国抗战，尤其是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了大量资金和物质。“保盟”成立后的第一年，就募集到来自各国朋友和海外华侨的捐款25万港元，以及衣服、日用品、医疗器械、药品、罐头食品等物资。

　　早在1938年6月，新四军就根据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建议，派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前来上海，找到了保盟上海分会，随后来港见宋庆龄，使其了解了新四军缺医少药的情况。不久，新四军便得到一些香港支持的药品和手术器械，以及食品、被服、文化用品等救援物资。尤为可贵的是，其中有一种“白浪多息安”(磺胺的前身)，属于国外刚刚投产的消炎新药。

　　通过各种支持活动，新四军与保盟、与香港的关系愈加密切。1939年冬，军长叶挺在沈其震陪同下从重庆飞到香港，专程拜访宋庆龄，感谢帮助。